《等待戈多》杂感

今年柏林戏剧节来华，上演《共同基础》、易卜生的《博克曼》和贝克特的《等待戈多》三部戏剧，其中我最感兴趣的还是《等待戈多》。此次的制作方是曾由大名鼎鼎的莱因哈特（Max Reinhardt）所指导的柏林德意志戏剧院，这一曾有着前卫戏剧制作理念的德国剧团会如何诠释贝克特这部经典？这让我颇为好奇，也充满了期待。而作为一部经典，《等待戈多》总能在重温时给我带来一些新的发现、新的感想，这次看剧前重读时如此，第一次现场看完剧后更是如此。在此我更愿意将个人这些零散的想法记录下来，而不是强行去归拢整理；我也不觉得自己完全理解了这部作品或是德意志戏剧院的这场演出，在此并不提供“解读”，因为“解读”或许并不存在——正如当贝克特被问到戈多是谁时，他回答道，如果自己知道的话，早就在剧本里写明了——但这也是这部充满诗意的经典荒诞派戏剧的魅力之一。

等待——永不落幕的行为表演

Wolfram Koch制作的舞台道具精简到了极致，贝克特剧本中的靴子、帽子、绳子、鞭子、箱子等道具统统省去，然而演员们的表演却向观众展现了比原作更为突出的荒诞： Vladimir装模作样地掏萝卜给Estragon，两人对着并不存在的萝卜斗了一番嘴； 第二幕中两个流浪汉玩弄三顶帽子变成了互打响指的游戏...... 曾看到一种说法，剧作中两个流浪汉的几个称谓中有一对其实是滑稽剧演员的常用艺名，而除了滑稽剧演员般的插科打诨，这次扮演流浪汉的两位老戏骨Samuel Finzi和Wolfram Koch更像是一对寂寞孤独的普通人在进行着一场纯粹为了打发时间的行为艺术表演。 这场行为表演因为漫长的等待而成为了表演者的习惯，而表演者们出于习惯一再重复他们的表演，如此轮回，时间成了表演者们不堪忍受的折磨：

宿命——无法逃避的时间漩涡

古希腊文学中的种种诅咒与预言似乎早早在西方文学乃至世界文学中种下了「宿命」的种子，在贝克特的《等待戈多》中也不难发现它的影子：两位流浪汉Didi和Gogo是屈从于命运的，他们即使有改变现状的愿望，也不敢或无法付诸行动（例如他们在剧中两次试图自杀未果），永远等待一直不会出现的戈多是他们的宿命；奴隶主Pozzo企图通过卖掉Lucky来改变自身的命运，最后不仅不能如愿以偿，而且还瞎了双眼，和Lucky绑在一起也是他的宿命。

Mark Lammert制作的布景基本忠实于贝克特剧本的说明，以一块硕大的幕布展现了一个空荡荡的舞台。当幕布慢慢被卷入它下方的锥形圆坑中，像极了一个巨大的漩涡，只不过漩涡里流动的不是水，而是时间。而当几位人物从坑中出现、追逐、消失时，这个时间漩涡就是他们无法逃避的宿命，无论他们顺从也好、反叛也罢，终究要卷入其中、困在其内，万劫不复。

Didi与Gogo：一体两面

Barbara Reich Gluck（《Beckett and Joyce》）认为两个流浪汉Didi和Gogo一个代表了精神层面的人、另一个代表了物质层面的人。如果我们依照这一观点来看剧本，我们确实能看到这两人分别体现了人的肉与灵：Gogo要Lucky跳舞，而Didi要Lucky思考；Gogo脚臭，而Didi口臭；Gogo在第一幕里脱靴（因为靴子使他觉得痛），而Didi在第二幕里玩Lucky的帽子（“帽子”在《等待戈多》中意味着“思考”，例如第一幕中Lucky戴上帽子才能思考）；Gogo常常喊饿，吃萝卜、吃鸡骨头，除了吃还经常睡，而Didi更多的是喋喋不休；当提起《圣经》时，Gogo说只记得漂亮的彩色地图，而Didi则讨论着两个贼的得救问题......然而二人在一些地方却可以不加区分地互换角色，例如在两幕结尾处的对话中，他们交换了彼此的台词：

（第一幕）

（第二幕）

在Ivan Panteleev导演的这一版制作中，Didi和Gogo套上同一件衣服，彼此挣扎后分开，算是对这一体两面的关系的一种形象化表达。

Pozzo与Lucky：现代人的受难图

与Didi和Gogo的关系相似，Pozzo与Lucky也是一组整体。贝克特的剧本中就有这样的暗示：Pozzo和Lucky一样可以互换角色（因为两人可以穿对方的鞋。在《等待戈多》中，“鞋”一定程度上代表着个人“身份”。），只不过命运让Pozzo成为了Pozzo、Lucky成为了Lucky——

不过，与Didi和Gogo相比，Pozzo和Lucky的关系要畸形的多。 当然，这可以解释为社会身份的相似与差别造成了他们彼此地位的平等与不平等：Didi和Gogo都是流浪汉，Pozzo是奴隶主，Lucky是奴隶。 然而我觉得问题没有这么简单：贝克特剧本中的“流浪汉”、“奴隶主”和“奴隶”并非实实在在的社会身份，而是对现代人生存现状的隐喻。 我们同样可以从剧本中看出这些角色代表了现代人这一隐喻的蛛丝马迹：第一幕中，当Pozzo问Estragon的名字时，他的回答是“亚当”（类似的隐喻也用在了Pozzo身上：第二幕中，Gogo叫Pozzo“亚伯”，Pozzo回应了，接着Didi又叫“该隐”，Pozzo也回应了）；在第二幕Vladimir也提到，“all mankind is us”（同样的隐喻也用在了前面所提到的段落，Gogo如此形容Pozzo：“He's all humanity.”）——Didi和Gogo的“流浪汉”身份不正象征了信仰缺失的现代人精神上的无家可归吗？前面还提到“鞋”的隐喻，Gogo这个流浪汉和他的鞋的关系也颇可玩味：在第一幕中，他被自己的靴子折磨得脚痛，好不容易才把它们脱下，这不正形象地表达了现代人对社会强加给自身的种种身份的不满、怀疑和反抗吗？在第二幕中，面对着同一双靴子，不仅Gogo却没能认出来，连两人中记忆力更好的Didi也无法确认这是同一双。于是Gogo又把它们穿上，这回居然合脚了，但最后又将靴子脱下......这种无法辨认与反反复复不正意味着现代人想追寻真实自我、却陷入了与等待Godot同样的迷茫吗？

让我们再回头来看Pozzo和Lucky。

Pozzo在物质上无疑可以算是富足的，在精神上他也自命不凡，对世界的一切品头论足，仿佛自己便是万物的尺度 （例如那段“夜”的念白，还有最后那句“That's how it is on this bitch of an earth”）。 此外，Pozzo还特别喜欢作为长者发表自己的人生经验和哲学理念。例如Gogo想给Lucky擦眼泪，却被后者踢了一脚，Pozzo并不表示同情，而是发表了这样一段话：

Pozzo的自大在他第一幕中出现时表现得尤为突出：当发现两位流浪汉竟不知自己的鼎鼎大名时，Pozzo竟觉得不可思议——

不知Pozzo这么爆棚的优越感有没有让大家想起现实中的人物？ 例如当下兜售成功学的成功人士？ 抑或在形形色色的网络骂战中某群自认为占据道德/科学制高点的键盘侠？ 抑或某些对外鼓吹创业创奇、向员工狂打鸡血的企业主？ 抑或某位“国际化”的知名独立乐评人？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Pozzo在标榜自身的同时，也暴露了自己本质的脆弱与无能，使他在两个流浪汉和观众们的眼中成为一个滑稽的形象，我们不难从Pozzo几次丢东西后两位流浪汉的嘲笑中看出来：

（Pozzo丢了烟斗）

(Laughs noisily.)

（还是烟斗）

（Pozzo丢了喷雾器）

与之相反，Lucky代表的是并非当下宠儿的“过时”的人——例如Lucky的思考以神学命题开头——抑或在现代工业社会中处于被支配地位的弱者。 在剧中，Lucky无法再和以前一样能跳多种舞蹈、他的思考却变成了胡言乱语的语言暴力，这象征了他的肉体和精神的能力的衰退。 Lucky就像卡夫卡作品中处于社会边缘的小人物，在残酷的世界中日益异化、变形。

Lucky把自己的命运绑在Pozzo身上，却无法使二者成为一个和谐的整体、成为完美的文艺复兴人。随着一个渐趋奴颜婢膝、一个益发不可一世，二者间的撕裂越来越大。Pozzo试图卖掉Lucky，到头来却没能摆脱对方，而且最终Pozzo瞎了、Lucky哑了，两人悲剧性地重新成为不可分割、相互依赖的整体。 这也许也是贝克特与卡夫卡的不同，悲剧角色不单单是被压迫的弱势人物，也包括了处于他对立面的压迫者，他们一起形成了一幅现代人的受难图。

四角色：Godot的自我投射？

曾看过一篇分析《等待戈多》中四大角色（Didi、Gogo、Pozzo、Lucky，即排除了充当戈多信使的男孩以外的所有角色。有趣的是，这次的制作中，男孩似乎也由Lucky的演员扮演）的文章，其中谈到「四」的种种文化象征，例如幸运女神Fortuna转动的轮子的四角（顶端代表获得权势者(regno/I reign)、底部代表无权势者(sum sine regno/I am without a kingdom)、一角代表即将获得权势者(regnabo/I shall reign)也就是Lucky、一角代表即将失去权势者(regnavi/I have reigned)）。

中世纪手稿《Carmina Burana》中的Fortuna之轮

这里我也开开脑洞：既然Didi和Gogo是一个整体、Pozzo和Lucky也是一个整体，那么有没有可能他们其实都只是同一人的不同面孔？那么这个人会不会就是神秘的Godot？再结合剧本中荒诞的元素和近乎梦幻的情境，四角色会不会只是Godot幻觉里创造的产物？

然而，即便Godot是这些角色的主宰——他能让Didi和Gogo无休止地等待自己，能在一夜之间让Pozzo变瞎、Lucky变哑——他的处境却不比四角色好多少。如果说上帝依照自己的模样造人的话，Godot的造物其实也不过是他自身的投射，或许他也和两位流浪汉一般被世界所抛弃，却和Didi一样自我安慰，坚持说自己是主动放逐：

谵妄的救赎

《等待戈多》一剧有着很浓的宗教意味，乃至于有些人觉得Godot正是上帝（God），还从剧本找到了不少佐证：例如第一幕Lucky“思考”时提到上帝有白胡子，第二幕男孩也告诉Didi说Godot的胡子是白色的；还有男孩和他的兄弟为Godot放羊等等。那么，这部剧到底是否是在暗示处于精神困境的现代人重回基督教信仰、获得救赎呢？我觉得至少贝克特并无此意。

恰好前段时间，钟神和我聊到黄永砅先生在PSA的个展「蛇杖Ⅲ：左开道岔」，黄永砅的作品也蕴含着不少宗教元素，对于我们这些不信教者来说并不好理解。但其中一个巨大转经筒的装置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转经筒是把喇嘛教的经文放入其中、转动它便可以代替念经的工具，原本是为不识字的信众表达虔心所用，但在我看来却是个bug的存在：因为有了转经筒，他们不再需要诵读经书、理解其中的义理，甚至不用知道自己信仰的是什么，只需用手转动转经筒，便能得到神灵的祝福和保佑。而黄永砅所做的转经筒装置不间断地全自动转动更是剥除了人们需要用手转动这仅有的一点体力付出的虔诚，硕大的体型又像极了一块广告牌，让我想起当下许多著名寺庙、道观、教堂等宗教场所也不过是旅游业的一张名片罢了。继而，我意识到黄永砅这一夸张的作品或许表达了一种对宗教信徒们的嘲讽：自古以来，以宗教之名发动的战争和暴行屡见不鲜，绝大多数普通信众也不过是藉着宗教避难、消灾、祈福来满足自身利益，真正诚心信仰者又有几何？而既然他们并非真正相信他们皈依的宗教，那么他们所等待的“救赎”/“审判”真的会是自身的得救吗？

在《等待戈多》中，贝克特也表达了类似的讽刺。一方面他暗示：即使“救世主”Godot降临，他并不能给予等待者们他们想要的救赎，Godot施与赏罚也并不遵照一套公平公正的准则，他惩罚为他放绵羊的信使男孩的兄弟，却不惩罚为他放山羊的信使男孩。另一方面则暗示了两位流浪汉对救赎的等待将无果而终：剧中Didi是两个等待者中抱有这种等待的最热忱者，他对自己的得救也更怀有希望，而当他说起码他们守了约时，贝克特马上借着Gogo之口反唇相讥——

在“救赎”这一命题上，贝克特所设计的情节则愈加绝望：Didi提到两个贼只有一个得救，原本有五五开的机会，但由于四个福音书作者只有一个提到，这让这得救的概率变得不可捉摸；与此相对应的是，两幕中Godot的信使男孩都问了Didi想让他给Godot带什么话，Didi在第一幕中说的是告诉Godot你看到了“我们”，而第二幕中则变成了告诉Godot你看到了“我”，即使是最诚心的Didi也不免对自己的得救越发失去希望——

（第一幕）

（第二幕）

不过，贝克特毕竟仍然对现代人的困境怀有希望，他象征性地让剧中第一幕的枯树在一夜之间长出了叶子，代表了一种看似不可能的绝地重生。 然而在Ivan Panteleev的这一版制作中，这样的希望也被剥除了：这棵树只由一根自始至终光秃秃的杆子替代；而且在Didi得知Godot跟上帝一样是白胡子之后，并不是欣喜（“Christ have mercy on us!”），而是沮丧（貌似台词改成了句“见鬼”之类的话，我记不大清了）。尽管我并不理解导演为何将剧本改编得如此黑暗，但他们一样表达了“救赎”的荒谬。

思考与睡眠

第一幕Lucky的“思考”是我比较感兴趣的部分，Lucky词不达意的念白中还混入了很多贝克特造的双关语（这些词在被翻译后难免失去了法语原文的韵味），成为这个角色颇具特色的行为表演。 然而这次制作似乎省去了Lucky思考后沉睡的一些情节，而这一段剧本恐怕并非贝克特的赘笔。它使我联想到瓦格纳指环里一直沉睡的智慧女神埃尔达，还让我想到剧中两位流浪汉——前面提到Didi和Gogo可以看成一体两面的整体，恰好也是一个想得多一个睡得多。作者想来有意表现思考和沉睡的密切关系，只是不知这种表达在西方文明/文学里有什么渊源？